网络首发
分析师行业关注策略及其对盈余预测的影响：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
翁诗棋;朱芷萱;荣昭;证券分析师在特定行业积累的认知资本，使其在熟悉行业内不断扩展覆盖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师预测数据，发现分析师的关注策略存在路径依赖，即更倾向于在其关注程度较高的行业选择新的关注公司。本文还发现，这种路径依赖提高了分析师的信息规模经济，表现为较高的行业关注度提升了分析师在新增关注公司时的选股能力，同时也提升了其对该公司的盈余预测准确性。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考察了分析师对新上市公司的关注选择、选股能力及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并得到了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显示，行业关注度对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改善作用主要存在于大券商的分析师和明星分析师，且仅对非国企有效。此外，分析师对领头羊企业的关注产生了较强的信息溢出效应，在促进对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预测准确性的同时，也导致这些企业研报的同质性增加。本文的发现对于充分发挥分析师的信息中介作用、优化金融服务具有重要的启示。
产融合作与企业ESG表现——来自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的证据
卓训沣;何慧华;郭雨佳;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实施的产融合作试点政策正是引导金融资源低碳化配置、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技术举措，本文以我国产融合作试点城市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这项政策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产融合作试点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企业的ESG表现。进一步研究表明，融资约束、投资效率及绿色创新能力是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影响企业ESG表现的重要渠道，且产融合作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外部监督压力大的企业中更为凸显。此外，产融合作带来的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还有助于企业降低漂绿风险与经营风险、提高市场价值。本文的研究为产融合作政策的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跨国并购了吗？--基于中国城市与企业层面的证据
张弛;陈林涛;黄新飞;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会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及其投资效率，这对今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顶层设计具有较大的价值。为此，本文选取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入跨国并购数量及总金额的影响，结果发现: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增加流入该地的跨国并购数量及总金额；二，地区数字化的发展能够提高本地企业的盈利能力，缓解本地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更多的本地企业能够成为跨国并购中的潜在目标企业；三，地区数字化的发展对于上市与非上市的目标企业跨国并购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从扩大对外开放的角度，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
财亦生才：家庭财富规模与个体金融素养
张晓云;陈昊;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对于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金融素养的作用与影响，对不同个体金融素养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关注较少。基于此，本文使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家庭资产规模作为家庭财富的度量指标，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因果识别，研究了家庭财富对个体金融素养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财富规模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个体金融素养，且对城镇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高者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通过参与金融市场进行“干中学”是家庭财富规模影响个体金融素养的重要渠道。本文为理解个体金融素养水平差异化的来源和财富与金融素养间的关系提供了依据，也为切实提升居民金融素养相关政策措施提供了有益参考。
金融科技发展能推动城市降碳减排吗？——来自中国286座城市的经验证据
段龙龙;丁健彬;李翎琪;当前研究聚焦金融科技的经济效益或是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对金融科技能否推动降碳减排缺乏关注。为此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286座城市数据，探究了金融科技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显著减少城市碳排放，且地区的工业智能化和绿色创新绩效是发挥这一效应的中介渠道；在功能区位更重要、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金融科技更能显著减少城市碳排放。本文从绿色低碳发展视角拓展了对金融科技发展的理解，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从而加快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新的实证启示。
非完备市场下企业动态长短期投资与风险管理
罗鹏飞;姜家曦;现实金融市场中，由于金融产品种类不够丰富，企业面临的特质风险往往无法被有效对冲，导致了市场的非完备性。市场的非完备性影响企业长期和短期投资以及风险管理决策。基于此，本文采用动态规划和随机控制方法构建了非完备市场下企业动态长短期投资和风险管理模型。本文发现企业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与资本存量之间呈非单调关系。此外，市场非完备性导致了企业长期投资不足，短期过度投资，加剧了企业家短视行为。其次，企业家变现动机和对冲需求与长期冲击和短期冲击呈正相关，特别地，短期冲击影响更显著。最后，企业家的短视行为减小了托宾q，提高了特质风险溢价。本文主要结论为企业投资和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政府隐性担保对国有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CCA模型的政府隐形担保测算
孙翎;本文基于A股非金融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或有权益分析（CCA）模型测算国有企业的政府隐性担保规模，实证研究政府隐性担保对国有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隐性担保程度的增加会加剧国有企业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强度。机制检验发现，政府隐性担保通过提高负债率增加国有企业的系统性风险溢出强度，政府对僵尸企业的隐性担保会加剧其系统性风险的溢出强度。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从实体经济的角度全面考察系统性风险的成因，拓展系统性风险的研究范畴，为逐步弱化国有企业的政府隐性担保、有序淘汰僵尸企业提供政策启示。
异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
赵钊;周凡;本文从我国机构投资者的异质性特征出发，基于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以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分别度量企业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探究了创新偏好型、创新中性型、创新厌恶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1）创新偏好型机构持股增加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创新厌恶型机构持股增加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负效应；（2）对于国有企业，创新偏好型机构持股增加对企业创新的正效应更显著；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创新厌恶型机构持股增加对企业创新的负效应更显著；（3）机构持股变化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要强于非制造企业；（4）创新偏好型机构持股增加，企业的管理费率显著上升、盈余管理显著降低。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创新偏好型机构投资者较之创新厌恶型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通过监督管理层行为，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